90年代初随着“出国热”的大潮，他来到了“小国家、大智慧”的新加坡。14年后，在科学事业“顺风顺水”之时，他却毅然选择归国发展。被问及为何作出这样的抉择之时，他仅用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三个字——“中国梦”概括。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西北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黄维。
　　六十年代出生的他是中国有机电子和柔性电子学科的开拓者。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到赴新加坡留学引领研究工作，再到归国创业收获成就……究竟拥有怎样的理想信念才能让他作出一次次关键性的人生抉择。带着这样的问题，《北京周报》专访了黄维院士，与其畅谈了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和“中国梦”。
　　
　　从北大到新加坡：两个关键的“14年”
　　“我在北大和新加坡分别度过了两个14年，北大的14年造就了我的品性，新加坡的14年逐渐明晰了我的梦想。”黄维概括道。
　　1979年，黄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先后获得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在北大求学期间，除了完成基础的物理化学和计算化学研究训练外，黄维还学习了工商管理课程，对心理学、教育学、人才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也多有关注。此外，他还做了大量社会工作，曾担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这段经历锻造了我‘忠诚、干净、担当’的品质，历练了我勇于挑战、乐于创新的性格。”他说道。
　　“北大人有理想、有担当、有热情，个性鲜明、直言不讳，具有批判式思维和怀疑精神。这是北大人特有的文化基因，正是北大赋予我矢志不渝的创新精神和开疆拓土的改革气魄。”黄维说。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摇篮，“五四”也赋予了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内核。
　　1993年，黄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后并从事科研工作。在新环境下，他发现有机电子正处于世界前沿，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凭借着敏锐的判断力，他毅然放弃了相对熟悉、已有积累的纳米材料领域，投身于有机电子的研究中，逐渐组建了一支富有活力、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团队。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718平方千米的城市国家，但她的全球意识却非常突出。我在新加坡的14年，正是新加坡在全球科技和高等教育舞台上扮演突出角色、实现腾飞的十多年。这不仅赋予我梦想，更给我带来受益一生的管理视角。”黄维对《北京周报》说。
 
　　归国创业成就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
　　2001年，就在团队的科研事业不断向上攀升的时候，黄维作出了一个让周围人颇感意外的决定——带领团队回国发展。
　　当时，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科研方面的条件差距较大，对于海归人员的支持政策相对也比较单薄，高科技人员的收入和待遇水准和发达国家相比可谓悬殊巨大。尽管如此，黄维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工作，归根到底还是深受国家飞速发展的情况所鼓舞。“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2001年和夫人受国务院侨办邀请，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国庆招待会。这次经历以及平日对国内情况的关注对我触动很大。”他回忆道。
　　黄维说，之所以选择回国，既有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怀有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传统，也是受“中国梦”的驱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而他的“中国梦”就是科教强国梦。
　　更让他欣喜的是，在回国打造团队、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的过程中，政府也在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归国创业。对海外高端人才而言，回国发展更大的优势则体现在发展速度、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上。
　　“改革开放的30多年走完了国外近百年的发展路程。回国之后，我感受到了国家大力提倡智力转化、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强调高端人才引领科学发展、创新驱动的大好局面。对于归国留学人员和科技工作者而言，我们生逢其时，不仅见证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亲历了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风云激荡中成就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价值，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一份光和热。”黄维对《北京周报》说。
　　回国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建立相关研究基地，最终，建设了柔性电子这一新兴学科。
　　今年4月，黄维院士来到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投身于中国的西部建设。“我希望以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正在快速崛起中的西安为创新创业基地，建立世界一流的柔性电子研发平台与产业孵化基地，开展相关研究。”
 
　　共产党员：让院士自豪的身份
　　让黄维自豪的不仅是他迄今为止在科研领域取得的成果，还有他的另一个身份——共产党员。“我常常想起自己90年代到国外后，第一时间向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报到并接转了党组织关系时的赤子之心；想起世纪之交，带领团队放弃海外事业基础和平台，归国服务时的毅然决然；也想起今年元月16日，有幸作为教育界代表，受邀参加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时的使命责任。”他说。
　　在他看来，坚定的理想信念，编织了中国共产党人事业成功的红色基因，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立世兴邦的文化自信，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自我净化。“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最核心的政治资源，影响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他说, “我愿意将我所积累的科研成果、管理经验奉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并在更大的舞台上，为国家科教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不仅是知识分子该有的职责与操守，更是一个共产党人该有的觉悟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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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2017年10月9日《北京周报》
　　网址：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keji/201710/t20171009_800106327.html